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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鲜更换国主，本来是国家的内政。但却要跑到中国来解释游说，以求得大明的承认，在朱由校的思维来看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
而就在朝鲜使团刚刚离开登州、前往京城时，毛文龙、苟真怀的密奏也送到了朱由校的御案上。
在毛文龙、苟真怀看来是很严重的问题，在袁可立等文官看来涉及到纲常lún_lǐ的大事大非，朱由校却有些不太在意。
从实用主义的思维出发，平辽是第一位的，最重要的。只要有利于尽快达到这个目的，还跟人家的内政较什么真呀！
当然，借着这个机会，把朝鲜变成铁杆小弟，成为封锁围困建奴的可靠一环，在表面上就必须做出廷议纷纷，难以决断的样子。
袁可立的义正言辞，则更有利于实现朱由校的目的。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，师生二人并没有商议，却自然而然地演了一场好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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